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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声世界的正义|“聋人准律师”谭婷走在打破聋人和社会隔阂的路上

2023-11-05 09:44:52 来源:解放日报 大字体 小字体 扫码带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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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几年,“聋人准律师”谭婷一直走在打破聋人和社会隔阂的路上

  无声世界的正义

谭婷在仔细查看材料。张凌云 摄
谭婷办公桌上的便笺纸。张凌云 摄

  本报记者 张凌云

  在大凉山深处,谭婷曾经是出门只敢低头的女孩。

  她的每一步都走得极为艰难:8岁失聪,被迫辍学5年;埋头苦读后考上大学;作为聋人备考法考;再次学习开口说话。

  谭婷花了很长的时间,才真正接纳自己的残缺。2020年,她成为中国首位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聋人。

  在中国,听力障碍人数约2730万。数字背后,是庞大的法律需求。

  通过考试后的几年里,“聋人准律师”谭婷一直走在为聋人普法、为健听人科普聋人世界的路上。在她的“师父”唐帅眼里,谭婷是打开社会大众对聋人认知局限枷锁的钥匙。她的成功,证明了聋人同样可以学习法律,为聋人提供精准的法律服务。

  那么在谭婷“破圈”之后呢?

  几年前,当时被称为“中国唯一手语律师”的唐帅,不希望自己是那个“唯一”。现在,他也不希望谭婷是那个“唯一”。

  局外人

  一个多小时的咨询,几乎都是无声的。

  会见室里,谭婷和一位中年女士相隔而坐,对方也是聋人。这天9点,谭婷刚来上班,就看到了在律所门口拖着箱子的这位阿姨。她打着手语告诉谭婷,“我从四川赶来,为了等你”。

  一叠材料从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被拿出来,摊在会见室的桌上。对方脸上写满了愤怒和焦虑,情绪激动时,偶尔会从嘴里发出些“啊”声和快速比画手语时“啪”的声响,随即又陷入安静。

  谭婷低头滑动着对方递过来的手机,仔细地看着里头准备的材料,再抬头比画起手语,反复确认更多的细节。

  这些咨询都是免费的。

  谭婷成为“通过法考的聋人第一人”后名声大振,她成了很多聋人翘首以盼的希望。许多人通过报道、短视频平台联系她,还有聋人通过朋友介绍找到她。

  直接来律所找谭婷咨询的聋人,最多时一天能有五六个。更多的法律咨询工作则发生在线上。谭婷有一天接到了14位聋人的微信视频咨询。

  那位阿姨结束咨询后离开不久,谭婷为了解决一位聋人的法律问题,陆陆续续接了4次视频通话。拿着手机无法打手语。在办公室时,谭婷会把手机放在手机支架上。和丈夫回家的路上,丈夫就充当人肉支架。身边没人的话,一棵树、街边的窗沿、一瓶水,只要手机能立起来,她的咨询工作就开始了。

  谭婷和聋人们的法律咨询,基本上没有寒暄,一上来便直接切入,但仍然得花上与健听人沟通所需3倍甚至更长的时间。

  谭婷发现,大部分时候,帮助聋人做法律咨询的第一步,是先普法: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梳理清楚关系,解释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付出,可能会承担什么后果,然后才是用法律的思维解决矛盾。

  服务有时会超出法律咨询的范畴。聋人之间发生纠纷,会来律所寻求调解;遇上诈骗不会报案,也到这里来求助;还有聋人想找工作、结婚,也会找到他们。

  “聋人的思维很简单直接。健听人世界里惯常的礼仪习俗,离他们都很遥远。”唐帅说道。就在采访当天早上,他遇到了一个从未谋面的聋人,因为父亲生病,直接向他借10万元。唐帅只得耐心解释此类情况的解决办法,教他如何在平台上筹钱。

  在唐帅看来,很多聋人仿佛身处社会的荒漠中,像是“局外人”:他们法律意识淡薄,圈子窄,整体文化程度不高,也因此更容易受到侵害。“当聋人参与到法律生活,是否能得到公平公正审判,关系到他们是否能接收到法治带来的体验感和获得感。”他说。

  谭婷对这句话的感触,在这几年里愈发深刻。她曾遇到一位被父母包办婚姻的聋人女孩。女孩常年遭受家暴想要离婚,离家出走后偶然了解到唐帅可以帮助聋哑人打官司,花了近两年时间才终于联系到唐帅的团队。谭婷记得,女孩诉说经历时,边比画手语边流泪。最后,在团队的帮助下,女孩成功离婚,又重新组建了家庭。她后来特地和谭婷“说”了“谢谢”。

  聋人律师计划

  2017年以前,谭婷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人生能跟“法律”“律师”这些词产生联系。

  8岁时,因为中耳炎治疗不当,谭婷从此与有声世界隔绝。

  辍学5年后,谭婷才再次走进了课堂。爸妈把她送去了离家一百多公里外西昌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。谭婷把再次接受教育的机会,看作是一次“重生”,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——长大后要去特殊教育学校当老师。这是当时她对未来职业的全部想象。

  2017年,谭婷从重庆师范大学毕业,正是那时,她在网上看到了唐帅律所发布招聘聋人助理的公告。

  唐帅——她在新闻报道上看到过这个名字,知道他是重庆一位经常为聋人打官司的律师。

  出生于聋人家庭的唐帅,小时候曾经被父母送到外婆家。父母希望孩子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,远离聋人的世界。

  但唐帅似乎是那个被老天“选中”的人,从小就格外有语言天赋,包括手语。在父母工作的工厂,他偷偷学会了手语。为了弄清各地手语的差别,只要一有机会,他就跑去朝天门、解放碑,与拿手比画的游客“聊天”。这个特长后来也给他带来了工作机会。2006年,唐帅成为手语翻译,为重庆各区公安机关刑事案做翻译,处理过近千件聋人案子。2012年,唐帅获得了法律执业资格证书。

 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,“讯问聋、哑的犯罪嫌疑人,应当有通晓聋、哑手势的人参加,并且将这种情况记明笔录。”

  但唐帅告诉记者,现实情况是,由于普通话手语和自然手语的差别,很多时候,司法机关请来的手语老师无法正确理解聋人想表达的意思。他曾在一次庭审中,当庭指出一位手语翻译在翻译时“偷工减料”,让对方羞红了脸。如果遇上连手语都不太会的聋人,就只能靠猜。他难忘一位湖南法官曾和他说过的一句话,“在涉及聋人的刑事案里,审判官往往不是法官,不是律师,不是检察官,而是手语翻译。”

  唐帅记得,有位聋人女孩被认定为偷盗事实成立,但她一再表示自己没有偷。后来团队介入,重新观看录像才发现,参与审讯的人员根本没有看懂女孩在说什么,是手语翻译和她在沟通时理解出现了误差,“虚构”了她偷盗的过程。唐帅帮女孩翻译,大家才反应过来,笔录内容不是她说的。

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整个律所30%的案子都与聋人相关。涌来的聋人相关案件,都只能等着唐帅解决。孤军奋战的唐帅想要改变现状,他尝试请手语老师教律所的律师们手语,但很快发现行不通:哪怕掌握得最好的律师,也只能比画几个词,更不要提在对话中熟练使用。

  后来,他有了一个灵感:最了解聋人的也是聋人,为何不能让聋人学习法律,让聋人律师服务聋人呢?

  但唐帅发现,全国范围内没有一所高校的法学院和政法院校招收聋人。他试着找熟悉的法学院领导提建议,却被委婉拒绝。

  唐帅决定自己培养,就在全国聋人和高校圈里发布信息,招聘聋人助理。

  谭婷投出简历时,没有跟父母商量。自从离开家读书后,很多事情她开始自己决定。

  收到七八十份简历后,唐帅挨个筛选,面试了不少人。他不在意他们有没有法律相关背景,只想了解对方的领悟力和综合素质。最后,他精选出包括谭婷在内的5位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的聋人。其中2人有一些说话的能力,另外3人只能通过手语交流。

  最开始在律所工作时,谭婷和其他几位聋人助理只能做些最琐碎的事情。看到着急等在唐帅办公室外咨询的聋人们,谭婷经常会生出爱莫能助的焦急感,她甚至天真地想到,如果唐律师是孙悟空该多好,可以变出许多分身,帮助更多的聋人。

  让这些聋人助理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是唐帅最初的规划,但由于考试办法的改变,报考者需高等学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。不符合报考资格的谭婷和其他几位同事不得不转战法考。

  唐帅花钱给聋人助理们买来全套的书和教材,让他们边工作边自学。所里的律师同事们偶尔充当老师。谭婷之前从同事那里听说,法考每年只有10%的通过率,心想,自己作为毫无法律背景的聋人,能通过吗?

  谭婷只记得唐帅告诫她的一句话,“这得吃苦。”谭婷笑了笑后回答唐帅,“苦,我吃习惯了。”

  跨越鸿沟

  得知唐帅想要培养聋人通过法考,周围的人觉得他“疯了”。

  第一批招进律所的其他4名聋人,后来都陆陆续续离开了。

  只有谭婷坚持了下来。她觉得学习有用。2018年11月,在系统性地准备法考6个月后,谭婷第一次独立地帮一位聋人解答了法律问题。那一天,谭婷激动地发了条朋友圈。当聋人朋友对她表达谢意的一瞬间,谭婷觉得一股暖意涌上心头,这是她学法以来,第一次尝到成就感的滋味。

  唐帅毫不避讳地直言,谭婷最后通过法考这件事,几乎是被他“逼”出来的。

  刚来到律所时,谭婷掌握的手语在唐帅那里根本过不了关。“她的手语非常制式化,走向社会,她根本没法跟更底层的聋人群体交流”。谭婷之前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的手语严格遵循汉语的语序,但在现实中,许多聋人的自然手语会加入表情,语序也不受语法规则的约束。

  比如“如果”这个词,谭婷就发现全国各地有许多种比法。现在,她能把“如果”对应的所有手势都比画出来。

  看书自学也很艰难。特殊学校的课本内容,难度要远低于同年级普校。一开始,书本上的一个词、一句话都能难倒谭婷。“‘法人’是一个人吗?”为了理解“法人”这个法律术语,她整整花了一个星期。

  每天6点起床后,谭婷除了工作,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学习上。上班路上、回家吃饭时,她抓住一切空隙捧着书或者用手机看视频,学到凌晨也是常事。最累时,谭婷觉得眼前的文字都在跳。

  许多免费公开课没有字幕,她只能把手机放在电脑前,让语音识别软件识别成文字,再一点点消化。

  谭婷没有数过为了学习法律、准备法考看过多少本书,但这几年看的书摞起来,已经超过了她的身高。

  那几年,谭婷每天还得花上1小时左右练习发声。自从失去听力后,谭婷不敢开口说话,渐渐地也忘了该如何发声。但她对声音仍有记忆。为了能和身边的健听人更方便沟通,谭婷重新拾起发声,对着语音转换软件纠正语音语调,一句话里有一个字错了就重来,直到屏幕上显示正确。最多时,简单的一句话,她要说几十遍。现在她已能在软件帮助下,和周围的健听人顺畅交流。

  这是又一次,谭婷坚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
  在某种程度上,埋头苦读的谭婷跟多年前那个“觉得自己没有伞只能努力奔跑”的女孩重叠了。辍学的几年里,谭婷在家拿着《新华字典》一页页抄写认字。回到学校后,为了能追赶时间,也为了给家里省钱,她主动要求从二年级跳到五年级。不识字的妈妈告诉她,一定要读书。高中最后一年,整个年级包括谭婷在内只剩下4人。她说,可以想象的是,如果没有当初父母的支持,可能现在的她还在大凉山的村里割猪草。

  谭婷整整考了3次法律考试。3年时间里,律所也陆陆续续招了不少新的聋人助理,但不断有人离开,最后,还是谭婷跑到了终点。2020年,谭婷终于通过了考试,成了第一位通过法考的聋人。

  破圈之后

  法考的通过,并没有让谭婷觉得未来豁然开朗,她反而更迷茫了。

  她找到唐帅,“我站在法庭上,检察官、法官看不懂我的手语,他们说的我也听不到,我怎么能帮聋人打官司?”质疑也同样出现在网友的口中,“连出庭都做不到,又谈何正义?”

  但唐帅告诉谭婷,对于律师而言,更多的工作在庭外。“她是能给聋人提供精准普法最好的人才。如果在源头上对聋人进行普法,让他们知法、懂法,遇到困难懂得利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,可能比给单个聋人打官司带来的价值更大。”

  唐帅不愿看到谭婷的这次“破圈”只激起一丝浪花后就归于平静。今年,他的律所里还有一位聋人可能通过法考。但让聋人能够学习法律,仅靠唐帅一人的努力显然不够,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坚持多久。

  这几年,律所的运营也举步维艰。唐帅只能贴钱来为聋人打官司,还背上了债务。为了能够维持律所经营,唐帅和同事们只能去全国各地“疯狂”寻找可代理的案子。

  然而,在律师们收入锐减的情况下,找到律所的聋人纠纷案件还在猛增。

  2019年,唐帅开通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,和谭婷共同开启了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普法之路。绝大多数的聋人都会使用快手,所以,唐帅把针对聋人普法的重心放在了快手上,在抖音平台上则侧重向健听人传达聋人圈层的现状和思维。

  视频下方,他时常会看到很多类似评论,“原来聋人也能写字”“他们的手语语序原来跟我们不一样”。唐帅觉得这是他把握不了的困境:很多普通人至今对这个群体仍然存在认知障碍和局限。

  另一面,聋人群体的法律意识依然停留在最基础的阶段,但针对聋人的犯罪手段却发生了巨大改变。十几年前是偷盗、抢劫,到后来是金融诈骗。这几年,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崛起,唐帅发现,在短视频平台上侮辱、诈骗聋人,侵犯聋人隐私等案件逐年增多,相关案件的卷宗堆了一叠。

  最近由于工作繁忙,谭婷有一段时间没有直播。之前,她一周会直播两三次,每次都会持续2小时左右。坐在镜头前,谭婷会依次跟想要咨询的聋人视频连麦。他们隔着两块屏幕比画着手语进行交流。谭婷也渐渐找到了自己的使命:她面对的不仅仅是个案中的一个聋人,而是更多更遥远的广大聋人群体。

  她最初想在账号的自我介绍里写上“刑事或民事相关咨询”,但转念一想,大部分的聋人根本无法看懂这两个词。最后谭婷写道,“如果聋人朋友有离婚、借钱不还、被诈骗等方面法律问题都可以通过私信咨询我”。

  普法之余,谭婷也会解答很多健听人的疑惑。“为什么聋人的表情通常很夸张”“为什么你是聋人也会说话”,她一边比画手语,一边努力发声解释,尽管有些语调还不太准确,但现在没有字幕,她说的话也足够让人听清。

  翻看微信好友的数量,谭婷手指翻了许久才到底,如今,她的两个微信号里,聋人朋友数量已经超过了5000人。很多人在咨询过她后,还向更多的朋友推荐谭婷。

  在谭婷的办公桌上,她贴了一张便笺纸,上面写着:我想用一双会说话的手,把正义的声音带到每个无声的角落。(解放日报)

 

 


  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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